自前明开始，天津便是日本、朝鲜前来京师朝贡贸易的重要口岸，江南半壁落入红营手中之后，清廷只剩下天津这一个对外海贸重镇，从朝鲜掠夺的物资、从江南走私的粮食南货，也多半是在天津集散，往日里都是海船如林、商贾如蚁。

    但如今的天津城早已不是原来的那座海贸重镇的样子，从北门进来，沿着估衣街往南走，两边的店铺关了大半，门板上贴着封条，红戳盖得歪歪扭扭的，印泥洇开了，像一摊干了的血。没关的几家也缩着门脸，门板只开一扇，门口站着伙计，脸色灰扑扑的，眼睛像受惊的兔子，见谁路过都要打量半天，港口上海船几乎完全消失，商贾也已经绝迹。

    街面上到处是兵，灰蓝色的号衣，腰间挂着腰刀，三人一队五人一伙，扛着枪在街上横着走，百姓们贴着墙根走路，低着头，脚步又快又轻，像一群被猫堵在墙角的老鼠。

    天津这座城，本来就是屏障京师的一道重要防线，自施琅所部水师覆灭，渤海几乎完全向红营敞开，天津城便变得更为关键，除了原本的燕勇、海巡营，清廷还从丰台抽调了一部分兵马在此驻扎，把这座九河下梢的商埠重镇变成了兵营。

    再加上苏努、宋德宜谋逆案和红营直隶局暴露一事，这两件大案全部源自天津，苏努作为直隶团练使长期驻在天津管理燕勇，红营在华北的潜伏机构也是以天津为中心，这天津简直成了大清的法外之地、藏污纳垢之所，自然也就加大了对天津的盘查和侦讯。

    康熙皇帝派了佟国维在天津专斯侦缉之事，整顿燕勇、清除苏努等人亲信，还大肆搜捕漏网的红营潜伏人员，粘杆处也调来了许多人配合，整个城池到处设卡，百姓们出门买趟菜都要被盘查好几回，路条、牌照、户口册子，一样不对就要被抓走，许多清军官兵甚至是将此当作了创收的手段，借口搜捕勒索钱财，给不了钱财的，当即就被当作“逆贼暗谍”抓走。

    更凶恶的，是那些张怀恩手下的人，那些白莲教的叛徒，如今已经是把自己所有的退路都走死了，完全绑在清廷的战车之上，办起事来比那些世受皇恩的黄带子、红带子还要忠心认真，也凶恶百倍，什么脏活都敢干、什么人都敢杀，成了清廷手里最为锋利的一把刀子。

    不仅是他们，还有一些叛变的直隶局人员，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，这些叛徒混在一起，装束都和寻常的清兵不一样，左臂上系着一条白布条，白布条上写着一个“剿”字，走在街上，百姓们躲得比躲清军还远，清军兵将官差查办起人来，多多少少还留点手，还讲些规矩，这些阎王爷呢，落到他们手里，非死即伤，必然是没个好。

    这帮家伙也没有什么审讯的经验和技巧，抓到人先上了刑再说，而且他们很清楚自己对于这大清的价值，就是给大清当干脏活的刀子，办起事来不留余地，清廷的官差官兵搜查抓人大多是冲着钱财去的，就算真有嫌疑，只要不是坐实了的反贼，肯出一笔钱，大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

    可这帮叛徒，抓人就完全是冲着人去的，管你是不是有嫌疑、是不是无辜的，落手里先去大牢里蹲着，哪怕最后查出来确实是无辜的，也得在牢里蹲一阵子凑个人头，给上面看看他们是何等的“努力”，拿钱疏通贿赂？你要是无辜的你要贿赂做什么？正好钱也收了、人也抓走。

    至于最后能不能活，那就完全看运气了，反正天津菜市口过一段时间就得杀一批人，用来“震慑宵小”，城门上吊的脑袋，永远是新鲜着，吊的是不是反贼的脑袋，也没人在意。

    城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天，一片末日前的恐怖的寂静，百姓们没事不敢出门，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，现在说什么都有可能被人听见，被人听见了就有可能被抓，被抓了就有可能被打死，街面上安安静静的，只有兵丁的脚步声，只有马蹄声，只有偶尔从远处传来的、不知道是谁发出的惨叫声。

    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名红营的特派员潜伏了天津城。

    他从山东出发，却绕了个大圈子，先跑去了京师，再从京师到了天津，主要是为了联系京中的一些关系，坐实他“晋商”的伪装身份，晋商为大清出钱出力，图海在山西作战的钱粮，晋商筹集大半，而且清廷即将北狩，对蒙古有巨大影响力的晋商自然也需要拉拢，他有个晋商的身份，连那些凶恶的叛徒们也会顾忌一二，至少不会当街把他抓进大牢了。

    他走了一天，傍晚时分到了天津南门，城门洞里排着长队，清军在挨个盘查，搜身、翻包袱、问话，动作粗鲁，态度蛮横，轮到他了，那些守门兵卒见到带着随从、穿着丝衣的他，早就做好敲诈一笔的准备，可看了他的路条和朝廷开出来的证明，当即便变成了一副点头哈腰的模样。

    他也没为难他们，洒了一笔银子，都是八大商的钱庄里上好的银锭，晋商嘛，富可敌国，洒银子是正常的事，守门兵卒各个感恩戴德，守门官甚至直接护送他入城，让他一路上没有受到那些叛徒和其他兵丁的滋扰。

    入了城住进了一家酒楼，随从留在屋里伪装，他则换了一身平民服饰，在后院和一名幸存的潜伏人员接上头，然后跟着他一路弯弯绕绕的来到一个巷子里头，巷子深处有个黑漆木门，那潜伏人员在木门上有节奏的敲了几下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一只眼睛。那只眼睛看了他一眼，门又开大了些，他侧身闪了进去。

    院子不大，墙根种着几棵石榴树，石榴花还没开，叶子绿得发黑，树下坐着几个放哨的人，都带着武器。正房的门帘掀着，里面坐着几个人，全是幸存的直隶局干部，见他走进来，纷纷起身围了上来，领头的一个干干瘦瘦、皮肤干裂，紧紧握住特派员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特派员，您……终于来了！我就知道，组织不会放弃我们的！”